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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墨是其发源处（黄宗羲，第1313页）。

陈寅恪且认为：尝谓自北宋以后援儒入释之理学，皆‘格义之流也。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何以徵之？夫《五经》群史之书，大不过本天地，设君臣，明十伦五教之义，陈政刑赏罚之柄，述礼乐制度之统，穷治乱兴亡之 由：立邦之道，尽于此矣。也正是邱浚，将打破祭祖世数限制的合族共祭作为正式礼仪写入《家礼仪节》。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结果迥异。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

而严格言之，则欲求训诂之惬意，必先有一点义理上的了解，否则一字或训数义，将何所择耶？故凡‘暂为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后可为初步而有成。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模楷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对中国学者影响较大的日本学者，则是远藤隆吉和高濑武次郎。

这使得日本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实际上是有限的。同时又在现实之外求理想人生，将理想人生作为人批评人生及行为之标准。因此，冯友兰断言：故哲学者，求好之学也。冯友兰虽认定哲学并不等于认识论，不就是认识论，但他肯定列宁的论述说明了哲学史是什么和哲学是什么。

故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也只能是中国哲学的史。这使得钟著虽有《中国哲学史》之名，内容实与中国传统学术史著作无异。

因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涉及中国哲学文献收集、鉴别、考证、校勘、训释等多方面的知识与方法。任继愈先生曾撰写《试谈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等文章，参与20世纪50年代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问题的讨论。在这些文章中，任先生强调要以现代哲学观念，确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反对把中国哲学史等同于传统的经学史。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成书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后。

冯友兰论及哲学史研究，也曾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哲学的活动是历史的主人翁之活动的重要内容。萧萐父认为，哲学是人们以理性思维形式表达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因此，在冯友兰看来，无论西方哲学、印度哲学、还是中国哲学，皆以求理想人生为目的，同为求好之学。过去，人们受金岳霖先生的影响，认定西方哲学与逻辑皆非胡适之所长，胡适并不是一位哲学家。

陆氏对哲学的这种界定，与胡适对哲学的界定不在一个认识层次。而以第二种态度写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就是在中国的哲学史。

这种学术现象告诉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对何谓哲学的理解与界定，始终是每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必须思考的基本问题。列宁关于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的论断有不同表述，实际上并不是对哲学史的定义。

冯契思考何谓哲学、哲学史的特点是否定学界流行的中国哲学中认识论不发达的观念，主张从广义的认识论角度清理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上下卷《中国哲学史》，冯契撰写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即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实际上，谢著未能从理论上给哲学以正确定义，才是谢著现代性价值受限的重要原因。胡适以自己对于哲学、哲学史的这种理解与界定为基础，论释了他所理解的哲学史研究的目的、追求，以及选择、整理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方法，使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但是，在没有使用哲学这一概念之前，中国并非没有哲学。但在现实世界，人所认为之好，多不能得到而又互相冲突，故有所谓不好。

基于这样的哲学观念，郭著肯定中国有哲学，肯定中国哲学具备自身的特性与优长，主张挺立中国哲学的自立性或自主性，在否定简单地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诠释中国哲学及其历史发展的同时，肯定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存在可以通约、比较的地方，将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必要张力，借鉴日本与欧美学界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理解为中国哲学学科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日本学者将中国哲学史名之为《支那哲学史》，一方面显露了近代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蔑视，一方面也表明了日本文化自身的局限与窘境。

在陆氏看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除墨学、名学外，于道家、儒家、法家之说皆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声言要对胡氏书错误之处，略为纠正。不同民族哲学的内容各有其特别精神、特别面目，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影响一个民族哲学的有无。

这种同异，可引发人们追问：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中国哲学史为什么需要不断地重写？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写成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学术价值何以不同？这种追问，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者都应当始终面对与不断思考的问题。谢著《中国哲学史》成书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前，曾借鉴日本学者的形而上学宇宙论伦理说之类的观念区分中国哲学的内容，以上古中古近世等观念划分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阶段。

任先生主编四卷本《中国哲学史》，即是以他的中国哲学史观念为前提的。同时，凡中国哲学史，其考察对象都只是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因为，由于时代的原因，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很难不受西方哲学观念的影响。黑格尔认定哲学史本质上就是哲学这门科学，也表明确立清晰的哲学观念，对于哲学史研究极为重要。

用冯友兰的语言表述即是：历史为哲学之实现。其实，金先生也未能意识到，普遍哲学只能是具体的普遍，只能表现为具体国家、具体时代、具体民族的哲学，而任何民族的哲学都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

因为，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本质上是运用一种哲学史的研究方法。这种哲学史观，蕴含着任先生对当时流行的哲学观念的认同。

论及哲学之意义，陆氏曾说：余谓本之各种科学之公理，以探万事万物之原理，是谓哲学。二是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萧萐父先生主编的上下卷《中国哲学史》。

胡适在自己的哲学定义中强调根本二字，则表明他意识到了哲学理论的至上性与普遍性。认识的反思是认识反过来以己之见为对象而认识之。这种定义既肯定哲学乃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与总结，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肯定哲学史是一种认识史，即围绕着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总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需要不断积累新的研究方法。

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中国哲学史界，对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质疑声，集中表现在人们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论争。远藤隆吉以宇宙论伦理学工夫论心性论等观念区划中国哲学内容，高濑武次郎以上世中世近世区划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阶段，他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曾具体影响中国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国学者使用哲学这一概念，是学习、引进日本学者译介的西方学术文化的结果。所以他的中国哲学史，确是一部哲学史而不是一种主义的宣传。

在冯友兰看来，要求人生之好，必须对宇宙间一切事物以及人生一切问题作甚深的研究，只有了解宇宙及人在宇宙中之地位究竟‘是如何，人才能断定自己究竟‘应该如何。他的《战国子家叙论》一文的第一个论题即是：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西洋哲学即印度日耳曼语言之副产品 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 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